《格薩爾》與康巴文化精神

［內容摘要］康區(qū)是格薩爾故里，也是《格薩爾》英雄史詩發(fā)源地。文章對康區(qū)為何會成為《格薩爾》史詩的發(fā)源地以及該史詩在藏族文化中的獨特地位及其精神價值進行了探討。認為，康巴人總體上具有個性張揚、強悍和善于開拓進取的性格特點，而造就康巴人這種性格特點的一是康區(qū)獨特的地域環(huán)境，二是康區(qū)種族與文化的多元性，這也是《格薩爾》史詩產生的土壤?！陡袼_爾》史詩不但與康巴人的個性特點息息相通，且代表了藏族文化中對人性的頌揚和肯定的一面。藏族文化中有兩個鮮明的層次，一個是對神的信仰、敬畏和服從，另一個是以對英雄的贊美而體現的對人性的頌揚，前者以宗教為代表，后者則以《格薩爾》史詩為載體?？梢哉f，正是《格薩爾》史詩的產生使藏族文化的結構達到了一種完善和完美的狀態(tài)。故《格薩爾》史詩在藏族文化結構中具有非常重要和不可或缺的價值。而《格薩爾》史詩時英雄的贊美和對人性的頌揚與肯定，也正體現了康巴的文化精神。

［關鍵詞］康區(qū)；《格薩爾》；康巴文化精神

［中國圖書分類號］G112＋1226.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1000－0003（2004）－04－061－04

“格薩爾故里”，今天已作為甘孜藏族自治州對外宣傳的一個重要文化品牌而廣為人知。甘孜州《格薩爾》英雄史詩學會還專門辦了一個刊物，刊名就叫《格薩爾故里》，目前已出了4期。甘孜州所在的康巴地區(qū)是格薩爾故里和《格薩爾》英雄史詩的誕生地，今天已經成為大多數人的共識（盡管還存在一些不同意見），得到了普遍的認同。但是，今天我想要談的并不是是否有格薩爾其人，以及甘孜州是不是《格薩爾》英雄史詩故里的問題，而是《格薩爾》英雄史詩這樣一部作為藏民族象征之一的、偉大的英雄史詩為什么惟獨發(fā)源在康巴這個區(qū)域，產生《格薩爾》史詩的文化土壤是什么，《格薩爾》與康巴文化精神之間存在著什么樣的內在關聯？我想，這些問題對于我們更進一步理解和認識康巴文化的精神實質與內涵，會大有幫助。

一、《格薩爾》在藏族文化中的精神價值

我們知道，從10世紀后期即藏傳佛教后弘期以來的藏族傳統(tǒng)社會，從總體上可以說是一個宗教性社會。這種宗教性社會有三個標志性的特征：第一，宗教成為整個民族及社會的基本凝聚量力。第二，宗教寺院組織成為最基本的社會組織之一。第三，政治上形成了政教合一格局。①

因此，我們可以認為，在10世紀后期以來的藏區(qū)社會中，宗教成為整個社會的一種主導性力量，不僅支配著人們的行為方式，也支配著人們的思想觀念，甚至成為藏民族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在一個為宗教力量所主導的社會中，宗教信仰成為人們生活的主要支撐力量。因此，在一個宗教性社會中，所突顯的主要是神性和神性至上，是對神的敬畏和對人的約束，在這樣的社會中，敬畏、虔誠、神秘、恐懼、忍讓、約己、對虛幻世界的追求以及對現實世界的逃避，便成為整個社會的基調。與此相應，在這樣的社會中，就必然導致英雄、勇敢、積極進取、英武和對人性的發(fā)揚等這樣一些成分和內容的缺失。或者說，這些成分和內容因受到宗教神性的壓迫和抑制而難以得到正常的發(fā)展。而這些內容和成分又是一個正常和健康的社會之發(fā)展所不可缺少的。那么，《格薩爾》英雄史詩在藏族文化中的價值何在呢？我認為，《格薩爾》英雄史詩的文化價值及其在藏族民間世俗層面即非宗教層面的廣為流傳，正是對藏族宗教性社會所導致的缺失了英雄、勇敢、積極進取、英武和對人性的發(fā)揚等這樣一些成分和內容的重要補充。從這個意義上來理解，我認為，《格薩爾》英雄史詩在藏族文化結構中具有非常重要和不可或缺的價值?？梢赃@樣說，宗教與《格薩爾》英雄史詩猶如一對孿生兄弟，他們各自代表了藏族文化內在結構的兩極。如果說，宗教彰顯的是神性和對神的敬畏，并以虔誠、神秘、恐懼、忍讓、約己、對虛幻世界的追求以及對現實世界的逃避亦即以對人性的約束為基調；那么，《格薩爾》英雄史詩所彰顯的則是人性和對人性的發(fā)揚，它是以英雄氣慨、勇敢、積極進取、不畏強暴、敢愛敢恨等這樣一些體現人性的因素和內容為基調。所以，如果說宗教凸顯了對神的敬畏和對人性的約束，那么《格薩爾》英雄史詩所體現的最核心的文化價值則是對人性的頌揚和肯定。從這個意義上說，《格薩爾》英雄史詩的誕生彌補了藏族宗教性社會所帶來的失衡和缺陷，它使藏族文化在內部結構上達到了一種平衡，也使藏族文化在結構上達到一種完整和完美的狀態(tài)。

過去，我們常有一種片面的理解，認為藏族文化是以宗教或者說是以藏傳佛教為核心，實際上這是不正確的。不可否認，宗教固然是藏族文化和藏族社會的重要特點，但不是全部。我們必須看到，除宗教之外，藏族文化中尤其是在藏族廣大民間還存在著以對人性的頌揚和肯定為核心價值的《格薩爾》英雄史詩。二者相互補充、相互修正、互為依存、共同構成了藏族文化中截然不同的兩個極，正是這種不同的兩極，才使藏族文化本身成為一個完整的體系。所以，我們看待藏族文化和藏族社會，既要看到其宗教的一面即對神的敬畏和對人的約束的一面，同時也必須看到存在于廣大民間非宗教層面的《格薩爾》英雄史詩的這一面，亦即對人性的頌揚和肯定的一面，二者不能偏廢，更不能取其一而否定其二。

我認為，千百年來，藏族人民在生存條件極為惡劣、艱苦的高原環(huán)境中之所以能夠樂觀而豁達地生活，保持開闊、健康的心境，其中既得力于宗教所賦予的忍耐、約己精神，同時也離不開以張揚人性為基調的《格薩爾》英雄史詩所賦予的英雄氣慨、勇敢、積極進取、不畏強暴、敢愛敢恨等這樣一些精神素質。這正是《格薩爾》英雄史詩在藏族文化中的精神價值所在。

所以，《格薩爾》英雄史詩在藏族文化結構中具有非常重要和不可或缺的價值。它不僅是藏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并且代表了藏族文化精神中對人性的頌揚和肯定的一面。

二、《格薩爾》英雄史詩為何產生于康區(qū)

我們不禁要問，在藏族傳統(tǒng)的三大歷史地理區(qū)域（也是藏族三大方言區(qū)）中，《格薩爾》英雄史詩為什么惟獨產生于康區(qū)？這是一個很有意思，也很值得深究的問題。

對此問題的答案，《安多政教史》中有一段頗具啟示性的話，或許為回答這一問題提供了重要線索。該書在談到藏族三大歷史地理區(qū)域之間的差異和特點時曾說：“衛(wèi)藏法區(qū)，安多馬區(qū)，康巴人區(qū)?！雹诓刈迕耖g諺語中對此有更為生動、直白的表達，稱：“最好的宗教來自衛(wèi)藏，最好的人來自康區(qū)，最好的馬來自安多?！边@是藏族人民對這三個區(qū)域之特點和差異的最生動、簡明的概括。

值得思考的是，康區(qū)為什么會被稱作“人區(qū)”，為什么說“最好的人來自康區(qū)”？也就是說，在藏族三大歷史地理區(qū)域中，為什么惟獨康區(qū)的人（康巴人）被認為是最優(yōu)秀和最杰出的？我想，這一問題應與《格薩爾》英雄史詩為什么產生于康區(qū)有緊密的聯系。

康巴人之所以被認為是最優(yōu)秀和最杰出的，我想，至少有這樣兩個理由：

第一，康巴人的體格普遍高大健壯。

本世紀初，戴烈斯勒（F.Delisle）、杜納爾（W.Turner）、莫仁德（Morant）三位外國人類學者曾先后對60多個藏族人頭顱進行過測量和研究，根據測量結果，他們把藏族人劃分為兩種不同的體質類型：藏A型和藏B型。藏A型又稱“僧侶型”，其特點是短頭型、面孔寬、身材較矮小；藏B型又稱“武士型”或“康區(qū)型”，其特點是長頭型、面孔相對窄、身材較為高大。并認為康區(qū)即今天的橫斷山脈地區(qū)是藏B型的故鄉(xiāng)，藏A型則以衛(wèi)藏地區(qū)為代表。③此研究結果與藏族人的實際情況相符合。即便在今天，康區(qū)一帶的藏族人其體格也普遍較衛(wèi)藏地區(qū)要高大。

第二，康區(qū)人具有個性張揚、強悍好斗和敢于開拓進取的性格特點。

關于康巴人的性格特點，在藏族民間流傳這樣的說法：“衛(wèi)藏人是熱心宗教的，康巴人是好斗士，安多人會做生意”。④這些藏族民間諺語生動反映了康巴藏族的性格特點。從歷史上看，康區(qū)人的強悍好斗特點也表現得十分突出。吐蕃王朝末年的奴隸大起義即“初發(fā)難于康，寢而及于全藏”。⑤近代以來，康區(qū)也始終是各種武裝沖突和暴力事件頻繁發(fā)生的地區(qū)。如“大小金川事件”、“瞻對事件”、“巴塘之亂”、“布魯曼起義”，等等。發(fā)生于康區(qū)的各種武力沖突還往往成為西藏事變的導火繩。這些歷史事實都充分反映了康區(qū)人強悍好斗的性格特點。這一性格特點，實際上也反映了康區(qū)人性格中具有較多的冒險和開拓進取的精神。

我們不難看到，康區(qū)人的這些體格及性格特點，與《格薩爾》英雄史詩所彰顯的英雄氣慨、勇敢、積極進取、不畏強暴、敢愛敢恨等這樣一些精神素質是息息相通的，兩者完全能夠吻合。很顯然，康巴人的性格特點與《格薩爾》英雄史詩的精神內涵是頗相對應的事實，或許正好能夠詮釋《格薩爾》這樣一部以頌揚和肯定人性為其精神實質的英雄史詩何以產生于康區(qū)的原因。

另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是，是什么造就了康巴人的這種性格？筆者以為有兩個方面：其一，是康區(qū)獨特的地域環(huán)境；其二，是康區(qū)種族與文化的多元性特點。

康區(qū)地處青藏高原東緣橫斷山脈的高山峽谷地區(qū)，這里有大渡河、雅礱江、金沙江、瀾滄江、怒江等數條大江分別自北向南穿流而過，它們猶如一把把利劍，在峰巒疊嶂的高山峽谷之中開辟出一條條南北走向的天然通道?？祬^(qū)的總體地貌特點是高山深谷，這里既有雄奇險峻的雪山，也有深陷的山谷。由于高山縱橫、河流密布、地勢險峻、地形破碎、交通阻隔，這里既缺乏像安多地區(qū)那樣廣袤無垠的草原，也沒有衛(wèi)藏地區(qū)那種寬闊、富庶的河谷農地。因此，從整體自然環(huán)境和生存條件的比較而言，康區(qū)可以說是藏族三大歷史地理區(qū)域中生存環(huán)境最惡劣、最艱苦的區(qū)域，或許正是為了適應這種自然環(huán)境，使得康巴人必須具備強健的體格和堅韌、強悍的性格。所以，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正是險峻的高山峽谷地域和相對惡劣的生存條件造就了康巴人堅韌強悍和善于開拓進取的性格。

其次，康巴人性格的形成還與康區(qū)種族、文化及社會的多元化特點密不可分?？祬^(qū)由于有數條大江縱貫南北，形成了一條條南北走向的天然河谷通道。所以，自古以來康區(qū)就是眾多民族南來北往、頻繁遷徙和活動的場所，同時也成為西北與西南古代各民族溝通往來的孔道。正因為如此，目前在康區(qū)發(fā)現的考古文化，無論是史前原始文化，還是戰(zhàn)國秦漢時代的石棺墓等文化都表現出十分強烈的復合文化特征。它們既與北面黃河上游甘青地區(qū)的文化有密切聯系，也與其南面地區(qū)的考古文化有淵源關系，甚至還帶有長江中游地區(qū)的某些文化因素。⑥所以，康區(qū)的原始居民在種族來源及構成上應該是多源的。

從康區(qū)藏族的形成來看，他們基本上是以當地原有的眾多氐、羌、夷等眾多民族成分為主體，在不斷受到吐蕃和藏族文化的融合和同化的基礎上形成的?？祬^(qū)藏族的形成大致經歷了如下的演變過程：其一，在吐蕃時期，吐蕃王朝對康區(qū)諸羌各部進行了長達200余年的軍事征服和政治統(tǒng)治，使它們在相當程度上受到吐蕃文化的同化。其二，吐蕃王朝以后，大量吐蕃部落及奴部流散于康區(qū)一帶，遂與當地原為吐蕃屬部的諸羌居民相雜處，彼此走上了相互依存、融合發(fā)展的道路。其三，10世紀以后，隨著藏傳佛教后弘期的興起，藏傳佛教不斷由衛(wèi)藏地區(qū)向康區(qū)一帶傳播和滲透，從而使康區(qū)居民與衛(wèi)藏地區(qū)居民在文化心理素質和語言上逐漸趨于一致。故宋人稱：“吐蕃在唐最盛，至本朝始衰今……岷水至階、利、文、政、綿州、威、茂、黎、移州夷人，皆其遺種”。⑦又載：“在黎州（今四川漢源）過大渡河外，彌望皆是蕃田”。⑧可見，在宋代，宋人已將康區(qū)一帶居民統(tǒng)稱為“吐蕃遺種”，這說明當時康區(qū)居民已同吐蕃居民融為一體，由于他們在文化上表現出濃厚的“蕃”的特征，這大約正是宋人將他們統(tǒng)稱為“吐蕃遺種”的原因。此外，康區(qū)處于藏漢文化交接區(qū)，民族活動和遷徙十分頻繁，所以康區(qū)藏族之中也不同程度地融入了許多其他民族成分。即便在12世紀以后，也仍然有其他的民族成分以各種方式加入到康區(qū)藏族之中。這些民族成分包括了漢、彝、回、蒙古、納四族，等等。

由于康巴藏族在形成上的這些特點，所以康區(qū)藏族在族源構成上具有明顯的多元性。這首先表現于其內部存在眾多支系，而且所使用的語言（母語）種類繁多。今天的康區(qū)藏族中，有講白馬語的白馬藏族，講嘉絨語的嘉絨藏族，講木雅語的木雅藏族。此外，還有講道孚（爾龔）語的藏族自稱“布巴”，分布于甘孜州的丹巴、道孚、爐霍、新龍等縣；有講貴瓊語的藏族自稱“貴瓊”，分布于甘孜州康定、瀘定縣的大渡河兩岸；有講卻域語的藏族自稱“卻域”，聚居于甘孜州的雅江和新龍縣，等等。這些不同支系的藏族人，彼此在文化和風俗上均存在一定差異。其次，康區(qū)藏族的多元性還表現于其政治上的分散性和多元性。民改前，康區(qū)境內大小100多個土司各自為政，其轄區(qū)各自成為獨立的政治實體，因而形成了若干分散割據、自成體系、互不統(tǒng)屬、爭雄斗勢的政治勢力。其統(tǒng)治既有政教合一形式，也有政教聯盟的形式。在社會形態(tài)上，康區(qū)既存在牧區(qū)的部落領主制，又存在農區(qū)中完整的封建領主制，還有寺院統(tǒng)治下變異了的封建領主制。另外，康區(qū)藏族的多元性還突出表現于宗教信仰和宗教文化方面?？祬^(qū)是現今保留藏傳佛教各教派最多、最集中的地區(qū)。這里不僅有格魯、薩迦、寧瑪、噶舉等各派，甚至在西藏已近滅絕的覺朗派在今康區(qū)（壤塘、阿壩等縣）仍得以保存并有較大影響。歷史上康區(qū)還存在過噶當、希解等教派。除藏傳佛教各教派之外，康區(qū)還流行苯教，同時也有伊斯蘭教、道教、基督教和天主教等其他宗教以及民間的原始信仰。這些眾多的教派和教種同時并存于同一地區(qū)，這既適應了康區(qū)藏族的多元性特點，同時它們本身也是多元性的一種反映和派生結果。

因此，多元性可以說是康區(qū)之文化以及人文社會的最大特點。我們知道，生物學上有一個很著名的定律，即單一性導致脆弱性，多樣性則導致穩(wěn)定、活力和旺盛的命力。這也是森林生態(tài)的一般規(guī)律?？梢哉f，康區(qū)之社會與文化的多元性不僅使其社會保持了較強的競爭力，也使其文化具有旺盛的活力。這種多元化的社會文化背景顯然同樣是鑄就康巴人獨特性格的重要因素。因此，我們可以認為，康區(qū)高山峽谷的自然環(huán)境與多元性的社會文化不僅造就了康巴人個性張揚和積極進取的性格，事實上也是《格薩爾》這部偉大的英雄史詩生產的土壤。

三、《格薩爾》英雄史詩與康巴文化精神

什么是康巴文化精神？我認為，《格薩爾》英雄史詩既然是在康巴這片獨特的自然環(huán)境和人文土壤上產生出來的一部偉大的英雄史詩，它不僅與康巴人的個性特點息息相通，同時它本身也是康巴文化的結晶，它所反映和代表的正是康巴文化精神。因此，所謂康巴的文化精神，實際上就是《格薩爾》英雄史詩所表現的對人間英雄的贊美和對人性的頌揚與肯定，這也正是康巴文化精神之實質。事實上，康區(qū)之所以被稱作“人區(qū)”，藏族諺語中之所以稱“最好的人來自康區(qū)”，也恰恰證明了這一點。

不過，我們應該看到，康區(qū)雖然是格薩爾的故鄉(xiāng)，《格薩爾》英雄史詩雖然產生于康區(qū)，但《格薩爾》英雄史詩卻不僅僅屬于康區(qū)，而屬于整個藏族文化，屬于全體藏族人民，這不但因為《格薩爾》英雄史詩受到全體藏族人民的喜愛和傳頌，更因為《格薩爾》英雄史詩的發(fā)展和完善也是得力于全體藏族人民的參與和創(chuàng)造。因此，《格薩爾》英雄史詩應看作是整個藏族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它所彰顯的對人性的頌揚和肯定構成了藏族文化中更具民間性和更為鮮活的另一面。藏族文化中有兩個極其鮮明的層次，一個是對神的信仰、敬畏和服從；另一個是以對英雄的贊美而體現的對人性的頌揚，前者以宗教為代表，后者則以《格薩爾》英雄史詩為載體?？梢哉f，正是《格薩爾》英雄史詩的產生使藏族文化的結構達到了一種完善和完美的狀態(tài)。所以，《格薩爾》英雄史詩在整個藏區(qū)的廣泛流傳與發(fā)展，也正是康區(qū)人民對藏族文化作出的重要貢獻。［責任編輯　倉決卓瑪］

注釋：

①參見石碩：《西藏文明東向發(fā)展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99～501頁。

②智巴丹·貢卻乎丹巴繞吉：《安多政教史》，吳均等譯，甘肅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頁。

③［意］古瑟普·詹納：《西藏拉薩出土的古人類遺骸》，楊元芳、陳宗祥譯，載《中國藏學》1990年第4期。

④夏格巴：《西藏政治史》，李有義譯，油印本。

⑤劉立千譯注《續(xù)藏史鑒》，成都華西大學1945年版。

⑥童恩正：《近年來中國西南民族地區(qū)戰(zhàn)國秦漢時代的考古發(fā)現及其研究》，載《考古學報》1980年第4期。

⑦《邵氏聞見前錄》卷13。

⑧《宋會要稿》蕃夷五記。

［作者簡介］石碩，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四川大學中國藏學研究所副所長，主要從事藏族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