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錯案追責有賴審判的專業(yè)與獨立

    日前，河南省高院召開新聞發(fā)布會，宣布出臺《錯案責任終身追究辦法(試行)》，對法官實行錯案責任終身追究，即當事法官即便已升職、離崗、辭職、退休，都將為其任內所判案件的過錯承擔責任。

    應當看到，由河南發(fā)端的此項改革有其切合現實的背景，近些年來屢屢爆出的諸多冤案錯案，讓司法公平與公信備受國人詬病。特別是倚靠被害人神奇“復活”、真兇落網自供等小概率事件而求得的那些翻案機會，何等不可預期。遲來的正義本就難稱滿打滿算的正義，更不要說這份已打折的司法糾錯，依然無法做到錯案必糾、罪錯必懲。甚至有地方不止一次地不惜喪事當做喜事辦，生硬地將已無法掩蓋的錯案，演繹成自身主動糾錯的正面典型宣揚。

    錯案既出，要么擔心被問責而聯手阻止案件平反，要么即便案子翻過來，相關責任人卻依然身居高位，無憂無擾。河南高院此次開出的“錯案責任終身追究”藥方，有其值得理解的現實處境，以及改善司法形象的良善愿望，卻依然存在不少可堪憂慮的制度疑竇須要厘清。

    首先是需要追究責任的主體，仍有模棱甚至錯漏的可能，且這種錯漏已非個別現象。河南高院有負責人用“誰用權，誰就要負責一輩子”來概括此番問責的核心要義，但關鍵之所在，于當下的司法環(huán)境中，真正掌控和行使司法審判權力的主體，呈現著“紙上一回事，實際另一回事”的窘態(tài)。

    現行憲法的相關描述中，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的主體是法院而非法官個人，在司法實務操作中，主審法官作為案件的實際責任人，往往在案件審理、定性中無法起到主導作用。受到包括(但不限于)審委會、法院內部行政化管理氛圍、甚至政法委主導下的公檢法聯合辦案等諸多因素的左右，或明或暗，侵蝕著司法的純粹與公正。甚至在此次追責規(guī)定的例外條款中，徑自含有“經審判委員會依法確認不構成錯案”的情形存在，審委會意志，以及其他外在于法院而存在的干擾力量，均可順勢委身(或托聲)于審委會，并在事后輕松規(guī)避刑責。

    諸種情形交相作用之下，法官僅是紙面上的案件責任人，現有追責規(guī)定所可能忽略的，便是真正操縱司法的人、機構和勢力。特別是一些現實中對司法的強勢干擾，往往采取非書面、無痕跡的變異方式進行，不僅事后難以取證，也讓當事法官可能百口莫辯，成為犧牲品。更遑論不少錯案本就源自司法行政化的長官意志，而錯案追責亦沿襲著行政化的啟動方式與懲處思路(甚至直接內含黨紀處分)，有悖于司法權力區(qū)別于行政權的專有屬性，且自上而下徑自下達的處罰，也似有超越上下級法院間“監(jiān)督與被監(jiān)督”法律關系的定位。

    作為司法流程中的一環(huán)而存在的法院審判權，其對錯案的判斷與掌控還受制于偵查、公訴等諸環(huán)節(jié)的影響，正常、健康的司法環(huán)境下，可以生產基于法律與良知的裁斷，即便是公安、檢察程序中出現問題，僅以司法專業(yè)的純粹裁判亦不難辨識與抵抗。但在聯合辦案積弊、所謂“兄弟單位”流俗等復雜因素摻雜后，亂象橫生。事實上，不少錯案并非法官能力有限，眼拙而不識，實乃明知有錯卻不得不判，明知有違法律卻難抵權力干擾。

    更何況，河南高院此番出臺的錯案追究情形，大多是上世紀90年代最高院《審判人員違法審判責任追究辦法》所列情形的復述，制定追究規(guī)則是一層問題，真正執(zhí)行又是另一層問題，前述最高院出臺的“追究辦法”以及河南省也曾出臺的實施細則，空有規(guī)定而看不到執(zhí)行，而今頻頻見諸報端的離奇?zhèn)€案，也不乏就在此期間上演，追責見得不多，拖延不糾錯卻常有，即便是費盡波折糾錯之后，還存在私下威脅當事人，屢屢阻止當事人與媒體接觸的怪象。新近出臺的“終身追究”，雖有煌煌多項規(guī)定，但其真正付諸執(zhí)行的過程卻仍待進一步觀察，如何避免“叫好不賣座”的尷尬，依舊是未解的難題。

    誠然，對主審法官的終身追責，或可以從一個側面客觀上促使法官慎用手中權限，在涉及案件定性等重大問題上，更多地想起法律與良知，更多地念及“歷史的考驗”，即便在外力難抗、上意難違的時刻，也多幾分“槍口抬高一寸”的念想與動力。而司法的艱辛，癥結依舊在于司法行政化傾向得不到有效遏制，甚至司法專業(yè)化方向亦難被持續(xù)堅守。法官終身追責的單方突圍，如何掙脫整體司法環(huán)境、流程與現實的掣肘，顯然不僅是對河南一地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