岡底斯新神話：不一樣的媽媽

    我確實有多重身份，在家里，我是老公的妻子，兒子的媽媽。在河北省欒城縣委黨校，是副校長。幾個身份中，阿里地委黨校教師的身份肯定是最特殊的。在阿里黨校，我和郭運良老師職稱最高，副高職稱。不管什么身份，還是喜歡你這樣直呼其名，叫我張惠萍。

    我于2007年6月至2010年7月援藏，屬于河北省第五批援藏人員。如你所說，我們是歷屆河北省援藏干部中，唯一有女同志的一屆，光我們這一屆，就有六名女同志，陜西有一位。

    說起援藏，是偶然，也是必然。我是河北師范大學研究生畢業(yè)，90年代的大學生，當時同學們說，要是能去西藏感受一下就好了，但不能分配到那里工作，如果去了，回不來就麻煩了，去一段時間最好。2007年有援藏機會，就報了名。我是姊妹中年齡最小的，父母過世早，哥哥姐姐都不同意我去，愛人很支持，孩子當時十歲。

    剛到阿里，援友們就給我取了個外號，叫我三陪。什么原因啊，說來很簡單。

    剛上去大伙都有高原反應，一位老師輸液打針，我去醫(yī)院陪護。這邊還沒有好利落，地區(qū)電視臺一位女同志，也高原反應，輸液，又去陪她。衛(wèi)生局一個女的，也住院。三個人還沒有住在同一家醫(yī)院，我在三家醫(yī)院連軸轉。一連陪護了三個人，這不就成了三陪嘛。其實那個時候，我也不舒服，也難受，也打針，我住院的時候，大伙也來看我。跟大伙時間處久了，有人評價我，不小氣，不小性，不嬌氣，比較有愛心。

    三年間，我特別幸運，盡遇上好人。一開始，我住的房子是一件小屋，黨校大房子蓋好以后，一共六套，給我分了一套，有廁所，有廚房。學校沒有食堂，幾位援藏老師一起做飯，其他幾個縣的援藏干部，一到地區(qū)就來黨校搭伙，把黨校作為一個落腳點。大家在一起感情很深，有的是生死之交，患難之友。

    教學方面，那個地方很講政治，跟內地不一樣，黨校授課任務繁重。內地一年只有兩三期班。阿里一年15期，還有19期的，每期時間最長一個月，最短一個星期。業(yè)務上，因為專業(yè)比較對口，把握的度比較好，學校給我的課題都是政策性比較強，比較敏感的，比較熱門的課題。領導和學員反應比較好，還被評為年度先進個人。

    黨校就是姓黨，必須得講政治講政策，在少數民族集聚的地方，宗教信仰特別濃厚的地方，政治性政策性更要強。授課目的上，主旨上，時時刻刻與中央上級保持一致。不到西藏，不了解西藏，到了西藏，學習了西藏歷史，認識到祖國的強大。國家對西藏人力、物力、資金上的投入巨大，但還有民族問題，宗教信仰問題。在我授課過程中，總是灌輸一種思想，那就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西藏，激發(fā)他們感恩的情懷。

    2007年黨的十七大召開，我就宣講十七大。2008年3·14 以后，我們就走單位，到農村，宣講科學發(fā)展觀。在民族區(qū)域地區(qū)為什么講無神論，在全民信教的地區(qū)講無神論很敏感，但還得大講特講。私下跟干部交流中，了解到機關單位，受過教育的人，從內心里還是非常感謝共產黨，認識到民主改革以來，給西藏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從小耳濡目染，受宗教影響比較深，遇到突發(fā)事件，比如翻車、生病、天災人禍，還是會不自覺的念起六字真言。

    在阿里，我把自己定位成阿里人，黨校人。上課去學校，下課也去。當地老師和我關系都很好。有一次腸胃犯病，輸液兩天，上課前，一位當地老師打來電話，說幫我上課。后勤打掃衛(wèi)生的一位藏族婦女，名叫達珍，來宿舍看我，送我一盒冬蟲夏草，說我很辛苦，課講得好，吃了冬蟲夏草，會強身健體。黨校也經常下基層，到各縣或其他單位講黨課，由于長途奔波，有時候胃痛，但看到一雙雙渴求知識的眼睛，把教案或茶杯頂在胸口，強撐著上課。學員們對我很熱情，送來蘋果、化石、紅棗、哈達，令我感動。

    沒上阿里以前，腸胃就不好，上去以后更厲害，不能喝牛奶，一喝就拉肚子。反應最厲害的是生理周期紊亂，前半年，四、五十天不來一次例假，肚子漲，憋得難受。到藏醫(yī)院去看病，醫(yī)生說，生理周期縮短或延長都是女性高原病。2008年以后，一個月來兩次例假，每次一個禮拜左右，直到現在，回到欒城半年了，身體還特別虛弱，體重不到100斤。

    “3·14”的時候，我和賈光正在開往拉薩的火車上。賈光和尹浩，也是河北援藏干部，我們同在阿里地委黨校工作?；疖囌c到達拉薩時間，應該是3月15日晚上。3月14日，我們還在火車上，就接到家人電話，說拉薩那邊出事了，第五批援藏干部副領隊，日土縣委書記李龍，也打來電話告訴消息。我們在火車上干著急，具體情況一點也不知道。

    火車到那曲就停開了，所有旅客全部下車。當時，那曲下著大雪，天已經黑了下來。我和小賈，兩個人，三個大箱子。箱子太沉，我拿不動，就站在原地看行李，他把一個箱子挪遠一點，再來挪另一個箱子。天上飄著雪花，雪地上留下彎彎曲曲的腳印和箱子的印跡。

    終于搭上了一輛出租車，準備到那曲城里住下來。司機說那曲城已經戒嚴了，菜市場還發(fā)生了打砸搶事件。我們只能在城外一家小旅館住下來，房間里電話響個不停，不敢接，警車在雪夜里跑來跑去，警笛響了一晚上。援藏干部領隊和阿里地委黨校領導都打來電話，詢問我們情況，建議我們兩個人住一間房子，為了安全，特殊時期，我和小賈就住在一間房子里，把箱子頂在門上。房間里有兩張床，一人一張，衣服鞋子都沒有脫，頭痛腦漲，一晚上沒有睡著。

    阿里地委黨校書記仁青，不大清楚拉薩的情況，請拉薩黨校派車到那曲接我們，但拉薩已經戒嚴，計劃落空。經請示，領導批準我們第二天乘火車返回石家莊。次日早晨7點，打出租車到那曲火車站，這一天，是3月16日。我和賈光乘上返回內地的火車，于3月18日返回石家莊。到家?guī)讉€小時以后，接到阿里地委通知，要求所有援藏干部于3月20日前趕到西藏。全省援藏干部緊急集合，有的在老家正蓋房子，有的在外地走親戚，有的在醫(yī)院輸液，有的連家都沒回，直奔飛機場。我和大家一道，于3月20日，從北京飛到拉薩，再乘汽車回到阿里黨校。

    有件事壓在我心里可不舒服。2009年春節(jié)假期，給我愛人看病的時候，發(fā)現孩子有病，開始在石家莊看，后來到北京。心理醫(yī)生一問詳細情況，我眼淚就下來了，孩子患病的時候，正是我援藏后不久。在阿里，有一次正要輸液，孩子給我打來電話，我沒有接，怕我哭出聲來，就給他發(fā)短信，說媽媽在開會，孩子回復，那你忙去吧?？赡苣莻€時候，孩子就患病了，很孤獨，希望我能陪伴他，跟他說說話，但我遠在阿里。

    以前都是我接送孩子，放學路上，孩子總是說個不停，現在孩子很少和我交流。知道孩子患病的時候，離援藏結束還有半年時間。給孩子轉了學校，管理上也放松了一些，覺得健康第一，其他都不重要。孩子也覺得我跟以前不一樣，其實我沒有什么變化。那半年，繼續(xù)在阿里上班，認認真真給學員上課。但內心的苦，不愿意告訴別人，整宿整宿睡不著覺，通宵看電視，經?？?，怕人聽見，把音樂調到最高音，放聲大哭。

    唉，女人援藏，沒有什么不容易的，就是這樣走過來的，作的都是自己應該做的，都是自己的職責。

    河北省到阿里援藏的女同志還有五位，各有各的難處，但都嚴于律己，工作為重。劉晶在河北省教育廳工作，衣食無憂，家庭幸福，援藏期間任阿里地區(qū)教育局副局長。父親在她援藏期間去世，兄弟姐妹為了不影響她的工作，沒有告訴她消息。后來，還是丈夫告訴了她實情，但路途遙遠，無法回家。援友們都去安慰她，每人送去500元禮金，讓她寄回老家，表示慰問。她把禮金通過郵局寄還給大家。單位上的許多藏族干部、家屬，也紛紛慰問她，關心她。

    女人援藏，快樂和艱辛并存。既然選擇，就得付出。既然熱愛，就不后悔。